轉基因世界杯賽程預測嗎?這個原來屬於小眾的話題，在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費拍攝反轉基因紀錄片之後變成了大眾話題，無論在公開的網絡平台上，還是微信群裏，“挺轉派”和“反轉派”據理力爭，參與舌戰的有科學家，而更多是不涉及科學的普通人。最近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和崔永元就轉基因的短兵相接的隔空辯論，其盛況和收視率不亞於小崔在央視主持“實話實說”的鼎盛時期。作為一個普通人，你應該信誰：科學家還是主持人?

　　就轉基因問題，全球很多科學家已經相繼工作了幾十年，很多國家政府的相關部門，對轉基因食品上市前的安全性測試也有明確要求。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來自科學界的證據顯示，已被政府容許上市的轉基因食品對人類有已知的危害。有些國家，如美國，已經在逐漸開放轉基因食品的市場，而另一些國家，如法國等，則在這個問題上更為謹慎，還未容許其投放市場。

　　中國政府還未就此明確表態。與世界其他地區類似，相關行業的中國科學家大多是挺轉基因的。一些研究轉基因食品的科學家們麵對自己的研究成果遲遲不能商業化，顯示出一種焦慮的情緒。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院長張啟發教授，在“全國首屆黃金大米品嚐會”期間說：“推動轉基因水稻產業化不能再等，再遲緩就是誤國。轉基因產業化發展不起來，則商業發展不起來，反過來對科研影響也非常大”。但由於反轉基因的民間情緒比較強烈，很多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在媒體麵前也閃爍其詞。最近農業大學校長的公開發言，是一次少見的科學家陣營的高調表態。

　　而以小崔為代表的民間人士，卻對轉基因的推廣疑慮重重。他們的疑慮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第一，轉基因不僅是科學問題，轉基因產品的推廣有巨大的商業利益。那麼，科學研究是否被商業利益誘惑而失去其客觀性?第二，轉基因產品到目前為止隻有短短的幾十年，即使目前的研究顯示沒有明顯害處，但對子孫後代就一定無害嗎?第三，推廣轉基因的過程，應該如何尊重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讓大家自己做選擇，而不是讓轉基因產品無管製地湧入市場。回望科技發展的曆程，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曾經占據科技廟堂的顯赫科學結論被一次又一次推翻。近的來說，1939年瑞士科學家穆勒發現DDT具有殺蟲功能，隨即被大量用來殺蟲，很好地控製了瘧疾和斑疹傷寒的傳播，穆勒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生物醫學獎。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Rachel　Carson出版了著作　《寂靜的春天》，書中描述了DDT的大量使用給環境帶來的危害，從此民間的環保運動風起雲湧。1972年，美國宣布禁止農業使用DDT，1995年聯合國環保組織出台了一個倡議，禁止在全球使用包括DDT在內的汙染性農藥，該倡議最後於2001年被全球主要國家接受和簽署。

　　科學是一個發現真相和接近真理的過程，階段性科學結論不是終極真理。轉基因是人類的一項重大創新，如果無害，它將造福子孫千萬年，而這種投資有限而收益無窮的非對稱效應是極為明顯的。另一個非常明顯的不對稱性就是轉基因消費者是普通百姓，萬一轉基因有害，那麼受害者就是他們，而受益者卻是把轉基因商業化的企業和個人。由於這些明顯而又極端的非對稱性，政府更應該秉持中立、甚至采用保護消費者的立場，為轉基因的商業化設立更高的門檻。

　　然而，科學家陣營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因為科研在繼續，結果不能預設。因此，科學家和政府方麵的精英陣營必須正視創新推廣中的不對稱性，對時間和曆史有敬畏之心。即使科研結果一直支持轉基因無害的結論，在這場關於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辯論中，掌握了前沿知識的科學精英不應該以高高在上的態度向“愚昧大眾”單向“啟蒙”，這是一場科學家和大眾在科研過程中雙向互動和對話，科學家需要聆聽普通民眾的顧慮並從那裏得到更多的研究問題而進行迭代研究，然後將研究結果向公眾報告，畢竟他們既是科研結果的承受者，也是支付科研經費的納稅人。

　　原標題：賽先生：轉基因“啟蒙”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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